蘇東坡：尊師的楷模，重教的典范

時間:2020-09-10 11:24 來源:0

夏欽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按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老先生的說法，“老師不只是簡單的教書，還要教授給學生為人處事的道理與主動學習的可貴品質”。

縱觀蘇東坡一生的成長經歷，他之所以日后成為天縱之才，成為千百年來人人喜歡的歷史人物，在于他是棋琴書畫樣樣精通的全才型人才，在于他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都樂觀豁達的心態，在于他始終以人為本的悲憫情懷，在于他作為生活大師的觸手可及......這種性格、氣質和才華的養成，除了良好的家風、過人的稟賦之外，與所受的教育息息相關。本篇，我們主要復盤蘇東坡66歲的人生歷程，他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過哪些終身受益的老師？他是如何對這些老師知恩圖報的？當他成為一代文壇宗師時，又是如何布道，帶領一幫弟子，將文化的火種薪火相傳的？

（一）自由舒展的啟蒙教育，

種下一粒獨立思考的種子

話題得從蘇東坡的啟蒙教育開始談起。

一個人的兒時經歷，有可能影響他的一生。按現在流行的說法，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可以治愈一生。

在老家眉山，少年蘇東坡先后接受了張易簡和劉巨（字微之）的啟蒙教育。

八歲時，蘇東坡進入天慶觀官辦小學，師從道士張易簡。張易簡是名和藹可親、不拘形式的好老師，而少年蘇東坡是個非典型好學生，天資聰明但也貪玩好動，師生情誼合拍，對東坡后來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張道士不僅教給學生們詩文，偶爾也講些雞犬升天的道家故事來娛樂娛樂學生。這樣寬嚴相濟、嚴肅活潑的教育方式，學生自然聽得入迷。就像今天倡導的新教育理念中的走班制與傳統教育相比較一樣，自然帶有體驗感、主動式的走班制受歡迎得多。那幫同學中，蘇東坡和一個叫陳太初的最為優秀，他們的名字后來都留在了史冊上。蘇東坡自然是因為名滿天下，而陳太初卻是因為人到中年走火入魔，在一個新年到來時“升天”死去，被東坡晚年在《東坡志林》中記了一筆而留在史冊上的。

話說某一天，張道士的一個從京師歸來的朋友，到蘇東坡求學的學校與他的老師高談闊論，并拿出名士石介的《慶歷圣德詩》與之分享——那時的學校真自由，朋友來了也不回避學生就可以滔滔不絕地談天說地而不被家長投訴。兩人談得起勁，什么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不絕于口，蘇東坡聽得好奇，不免要問老師，“詩里寫的什么嘛，你們談得那么開心？”張道士與友人談興正濃，被毛頭小子打擾很不以為然，“去去去，老師談事，你瞎摻和什么??？”小小東坡一聽就不高興了，抗議道，“如是天人，則不敢知，假使他也是凡人的話，為何不可問？”你看，東坡年少時就是這樣不懼權威的，這種遠高于同齡人的心氣，讓老師既吃驚又喜歡，便換了口氣，認真給他講：當今圣上尚文輕武，朝廷人才濟濟，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都是當今天下的人杰，是大宋江山的棟梁……張道士和少年蘇東坡也許都沒有想到，這陌生而遙遠的四個名字，多年后，除了范仲淹無法謀面以外，其余三個人，都與蘇東坡的生命發生了重要的交集，有的甚至影響了他一生。

從張道士那里學習三年后，蘇東坡退學回到家中，接受了一年母親的教育，然后進入眉州城西壽昌院學堂，師從學者劉巨，相當于從小學念到了初中。劉巨愛教學生書寫詩詞，自己寫了得意的句子，也不忘了與學生們一起分享。

一天，劉老師作了一首詠唱鷺鷥（又稱白鷺）的詩，最后兩句是“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按劉老師的理解，這應該是十分不錯的詩句，便搖頭晃腦地吟唱，等待著學生們熱烈的巴巴掌。哪知少年蘇東坡卻站了起來向老師發難，他認為“逐風斜”改為“落蒹葭”要更好些，理由是老師的詩意境雖然好，卻讓鷺鷥找不到歸宿，而“落蒹葭”就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劉老師對少年蘇東坡的發難先是一愣，繼而表現出十分欣賞豁達的表情說，“吾，非若師也！”就像當年的張易簡道士，明確說：小哥哥，你太膩害了，本人沒有資格再當你老師鳥。

實際上，“逐風斜”與“落蒹葭”究竟哪個更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老師對詩句優美意境的追求，蘇東坡更關注鷺鷥的命運。性格決定命運，這和多年后蘇東坡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具有對天下蒼生憐憫的博愛情懷多么一脈相承啊。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云推動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多年后，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席話，被人們捧為圭臬。千年前，偏居眉州一隅的張易簡和劉巨，自然講不出如此詩情畫意的教育箴言，卻用切身的教育行動，在一個叫蘇東坡的少年心中種下了一顆獨立思考的種子。

（二）慧眼識才的益州府官，

指明了東坡的努力方向

我們都知道，“以杯酒釋兵權”奪取天下的趙匡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重文抑武的先河。不少文化人在“如果允許穿越，你愿意留在哪個朝代”的選擇時，毫不猶豫地寫上了宋朝。

北宋政壇有一個良好的風氣和傳統，凡朝中大臣外放地方任職時，皆有替朝廷發掘賢能的責任。從后來蘇東坡的成長歷程來看，他仕途起步最關鍵的一步，恰恰是得益于這種機制，受益于時任益州（成都）府最高首長張方平的點撥。張方平對蘇東坡的幫助起碼在兩點上功不可沒：一是指點了蘇東坡求仕的最佳路徑，放棄傳統的解試路徑，而是直接赴京應舉；二是放棄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向主考官歐陽修推薦賢才。

這里，我們有必要說說張方平是何等天資聰慧、大開大合而愛憎分明的人物。

張方平字安道，北宋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號樂全居士，謚“文定”，北宋大臣，歷任知諫院、知制誥、知開封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和滁州（今屬安徽）、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杭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長官。神宗朝，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少年時聰敏絕頂，家庭貧寒，買不起書，他就向別人借三史讀，十來天就歸還，并說：“我已經讀完了。”他讀書只看一遍，不讀第二遍，宋綬、蔡齊認為他是天下奇才。他在給神宗皇帝的奏折中曾表露過這樣的觀點：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span>宋史》稱“方平慷慨有氣節”。清代四庫館臣這樣評價：“方平穎悟于書，一覽不忘，善為文，數千言立就。才氣本什伯于人，而其識又能灼見事理，劓斷明決，故集中論事諸文，無不豪爽暢達。洞如龜鑒。”而且，張方平也是北宋少有的兩次敢應制科考試的官員。

至和二年（1055年），張方平知益州（成都）府，蘇洵雖然自己屢考不第，但在外游學多年，視野開闊，對兩個兒子的學業前途還是相當重視的，對于成都新來的行政長官，他早就聽聞其大名?；谒纬闹贫仍O計和對兒子前程的重視，蘇洵在張方平上任不早，就迫不及待地到益州府拜訪了張方平，與他縱論時事，針貶時弊。張方平欣賞蘇洵“博物洽聞”，更贊揚他的文章“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敘事，賈誼之明王之道，君兼之矣”。意思是說：蘇洵的文章，既有左丘明寫《國語》國別體的扎實史料，又有司馬遷著《史記》的敘事功底，還有賈誼縱橫捭闔的議論功夫，對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這樣的高度評價，對于天資甚高的張方平而言，一生也難得說幾次。一來二往，蘇洵的雄才大略與滿腹經綸，引起了張方平的興趣，也才有了后來蘇洵自然而然地帶著兩個兒子到張府拜識，獲得張方平賞識的后話。對東坡兩兄弟，張方平在多次考量之后，驚為人中之龍，尤其是東坡，張方平認為是“人間騏驥”。

有意思的是，張方平對蘇家的舉薦，首先還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東坡兩兄弟，而是與他縱論時事的父親蘇洵。張方平先是給朝廷舉薦蘇洵為成都學官（相當于今天的大學教授），同時給文壇泰斗歐陽修寫了封信，并附上蘇洵的得意之作。盡管成都學官之事久未下文，但張方平的古道熱腸和率真耿直，由此可見一斑。

蘇洵向張方平匯報，想讓蘇軾兄弟先在蜀中應鄉試，張方平卻認為，這是“乘騏驥而馳閭巷”，大材小用，力勸蘇洵讓二子直接赴京應舉。但想要赴京應舉，沒有人推薦是不行的。蘇洵便想請張方平作為兩兄弟的推薦人。張方平說：“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乎？”并不顧自己與歐陽修原有嫌隙，毅然寫信向歐陽修推薦蘇洵，并資助盤纏。從此，蘇軾與比他年長二十九歲的張方平結成了忘年之交?？梢哉f，張方平對于三蘇父子，都有知遇之恩。

張方平與歐陽修，都是名滿一時的朝中大臣，但政見有分歧，“道不同，不相為謀”，自然私交也就談不上。張方平與歐陽修關系不睦，緣于在朝廷工作時的一件政事上，當王拱辰在“進奏院事件”中對蘇舜欽等實施“一網打盡”時，張方平站在王拱辰一邊，并進而打擊范仲淹，歐張由此交惡。但當蘇東坡的才華進入張方平的法眼時，本著為國推薦人才的目的，不顧個人政見的不同，向當時的翰林學士歐陽修寫了推薦信。

事情的發展沿著我們希望的方向進行，橋段是我們都知道的，高人與高人對人才的愛惜都是相同的。歐陽修不僅接納了張方平的推薦信，還和張方平一樣，用此后余生的精力提攜三蘇一家，三蘇確實后來也不同凡響，尤其是蘇東坡更不負眾望，千年之后，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遠在兩位恩師之上。歷史沒有假設，假如蘇東坡沒有遇見張方平和歐陽修，我們今天還能知道人見人愛的蘇東坡這個大名嗎？但這兩人都從為國薦才的角度出發，揚棄前嫌，合力將“千里馬”推上舞臺中央的做法，很值得我們今天的各級官員們學習。

“烏臺詩案”是蘇東坡步入仕途遭遇的第一大劫，此后他的人生沉浮，皆與此有關，當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時，早已退休賦閑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張方平，卻奮不顧身地上書朝廷營救蘇軾。老人家給神宗皇帝寫信，呼吁赦免蘇軾。張方平托南京的地方政府遞交此書，可是官員們不敢接受，張方平大怒，就叫兒子張恕直接去交給朝廷。張恕生性怯懦，在登聞鼓院（專門受理上訴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訴狀的機構）門外徘徊了很久，看見墻上寫有“亂擊鼓者重責50大板”的告示，終究沒敢交出去。后來蘇軾出獄后，看到張方平給皇上信件的副本，不禁大驚失色，連吐舌頭。原來，張方平在信中劈頭就說蘇東坡“實天下之奇才”，盛贊其才德，并指出蘇東坡“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勸神宗本著愛惜人才之心赦免蘇軾。最后表明自己“僭越上言，自干鼎鉞”的態度。按當時朝廷的風向標，越說蘇東坡的才華，越容易激怒神宗和幫兇御史官員們，年輕氣盛的神宗要的是聽話的官員，圍繞他的富國強兵夢無條件地執行，而御史官員正愁找不到更多更鐵的證據讓蘇東坡沒有生還之力。后來蘇東坡被定罪后，張方平也因與蘇軾的交往而受到牽連，罰紅銅三十斤。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二人的友誼，他們的忘年之交始終不渝。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在”。無疑，張方平是三蘇父子的伯樂。終其一生而言，三蘇父子與張方平的關系，從公的方面來說，表現在政治取向上的高度契合；從私的方面來講，就是私人情感上的知遇之恩。天賦甚高的張方平與天資聰慧的蘇東坡兄弟，可謂是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甚至是不是家人勝似家人的依戀關系，曾經兩度在張方平麾下的蘇轍充滿深情地寫道，“兩從奏辟，分兼師友”“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從至和二年（1055年）蘇洵帶著兩個兒子與張方平相識，到元祐六年（1091年）張方平去世，雙方維持了長達37年的友誼，正是這種知遇之恩和漫長時間的了解，使張方平與蘇東坡兄弟建立了超乎尋常的關系，他們不是門生之誼，卻勝過萬千門生之情。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親密關系已經達到依戀的程度。

1056年，蘇洵帶著兩個兒子到京赴考，張方平還為這一大家子提供了車馬和資金支持。后來蘇東坡兄弟到外地任官，只要能繞道到張方平處，往往兄弟倆一起去逗留就是兩三個月。蘇東坡在談起與張方平的交往時這樣寫道，“我游門下，三十八年（虛歲），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張方平和蘇洵年齡相差只有兩歲月，志趣相投，交往甚密，蘇洵去世后，張方平和蘇軾兄弟的聯系反而更加緊密。蘇軾兄弟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遭受政治排擠，張方平不怕牽連，屢屢伸出援手。對于蘇軾兄弟，張方平十分信任和依賴，他臨終前，將后事全權委托給他們辦理，“問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此外，張方平的女婿王鞏與蘇東坡兄弟，也保持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說兩家為世交之誼，一點也不為過。

蘇東坡一生只寫了7篇墓志銘，其中就有給張方平的，洋洋洋灑灑五六千言，對張方平85歲的人生進行了系統而全面、深刻而生動的總結，言語之間，充滿了溫情和悲慟。

（三）一生的忘年交，一世的師生情

在中國文學史上，像歐陽修這樣識人用人的伯樂并不多見?！端问贰分姓f他“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等后來聲名日隆的人物，都是在歐陽修的獎掖下慢慢成長起來的。這還不算他在古文運動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地位，單論他賞識后輩這點，說是北宋文脈之宗，一點也不為過。其中，歐陽修與蘇軾的師生之誼最為著名。
準確地說，歐陽修對蘇氏家族的提攜，要從其父親蘇洵說起。蘇軾家族與歐陽修家族交往密切，蘇軾終身對歐陽修充滿敬意，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從公的角度說，歐陽修在為人、為文、為政方面為蘇軾樹立了標桿和楷模；從私的角度說，歐陽修對蘇軾父子有知遇之恩。歐陽修不遺余力提攜人才和蘇軾的知恩報恩，即使在今天也還具有“飲水思源”的現實意義。

話說蘇洵慕名到張方平府上拜訪幾次后，張方平看了蘇洵的不少文章，確認其才華出眾，堪當重任，加之自己是先秦古文的倡導者，對蘇洵務實的文風引為同類，大加贊賞，于是便給朝廷寫推薦書，推薦蘇洵出任益州學官。歐陽修接到張方平的推薦書后交吏部處理，吏部查閱了蘇洵的檔案，沒有考取過朝廷任何科舉考試的記錄，不符合任學官資格，但朝廷鑒于張方平是地方大員，不好直接駁斥，便采取不予答復的方式進行拖延。

后來，蘇洵的老朋友、四川犍為縣令吳照鄰進京時，把蘇洵精選的22篇文章送給好友歐陽修，歐陽修看后覺得耳目一新，與自己倡導的古文運動不謀而合，遂當晚秉燭挑燈，給仁宗皇帝寫了一封《薦布衣蘇洵狀》。與此同時，還將蘇洵的文章給同朝為官的宰相朝琦、副相富弼等人看。在一個激情燃燒的文人執政時代，一群懷揣革新北宋文風的大儒位居宰輔而又心懷天下，他們的心思單純而熾熱，惟愿讓大宋的文脈發揚光大，對新發現的人才，他們奔走相告，捧若至寶。因此，三蘇父子最先在京城出名的，首推老爺子蘇洵。

接下來，歐陽修與蘇東坡的關系，就是我們家喻戶曉的故事了。

嘉祐二年（1057年），禮部侍郎歐陽修擔任主考官的進士考試如期舉行（這一年歐陽修51歲，但沒有人會想到，31年后，53歲的蘇東坡亦如恩師歐陽修一樣主持省試），其中四場考試中第二場論《刑賞忠厚之至論》，讓蘇東坡脫穎而出。最先在眾多考卷中發現蘇東坡文章過人之處的，是歐陽修一生的知已、閱卷官梅堯臣。

這里，有必要宕開一筆，談談梅堯臣其人。梅堯臣是宋詩開山宗師，以寫長詩見長，在錢幕成員中，梅堯臣是先于歐陽修的，在詩文方面最初的成績也在歐陽修之上，在做縣令時與當推官的歐陽修相識，談詩論道，相知甚深，然而梅科舉之路不暢，靠叔父的蔭封為官，長期沉淪下僚，生活窘困。與之相反，歐陽修雖然挫折不斷，但還是官至宰輔，榮為天子重臣。二人地位判若云泥，卻絲毫不影響歐陽修對梅堯臣的友情，多次向朝廷舉薦他，并在生活上多有接濟。直至梅堯臣先歐陽修而去，他還變賣自己的房產，為梅堯臣遺孀與幼子留下安身立命之資。歐陽修對朋友的真摯、熱心，不因年華流逝、地位懸殊等外界因素而改變，他們之間純粹真摯的友誼，總是讓我想起馬克思與恩克斯的交情。

讓梅堯臣和歐陽修高度贊賞的是此文一改艱澀詭異的萎靡之風，平實、通暢而明曉，疑惑的是文章中出現的“皋陶曰殺之三”不知出于何典故。歐陽修毫不猶豫地批了“取”字，但如何判定名次，卻讓他犯了難，這樣好的文章，天底下恐怕只有自己的學生曾鞏才能寫得出來，但自己當主考官，若取自己的弟子為第一名，豈不是授人以柄（后來蘇東坡當主考官時，也以為最好的答卷是自己的門生李廌，不料揭曉時卻是章惇的兒子章援）？遂將此卷判為第二名。閱卷結束解除密封后，所取第一名是他不知道的章衡，而自己猶豫著判為第二名的卻是蘇東坡的文章。蘇東坡就這樣在歐陽修最看重的文體改革論的考試中，與第一名失之交臂，卻在日后的演繹中，比狀元的名頭更響。

禮部考試結束，考取者照例要拜師。自隋唐科舉制度興起以后，在中國文人圈里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師生關系”。每次科舉考試，都能產生一堆恩師和門徒。因為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古代科舉選士的特殊性，很多“師生關系”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教與學”的關系，很多時候更像是一種應酬和晉升的途徑。這和今天高校的老師帶研究生和博士生有點類似，一個知名的教授，在內心里往往不認同本科生稱是自己的門生，只有進入到了研究階段，耳提面命朝夕相處了很久的碩士博士生才稱得上是弟子。

當蘇東坡手持門生貼拜謝恩師歐陽修時，歐陽修沒有解釋他本該取第一的緣由，倒是急不可待地問起了考卷中關于皋陶的典故，因為梅堯臣和歐陽修放榜后都在家中翻箱倒柜地沒有查出過所以然來。沒想到蘇東坡的回答卻是“想當然”，他說，“曹操滅袁紹后，將袁熙之妻賜給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諷道，‘當年武王伐紂，將妲己許與周公’。曹操大吃一驚，問從何處所見此典?？兹诖鹬?，‘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皋陶這事兒，以此推之。”

蘇東坡的意思是說：這事兒是我瞎編的，但也并非憑空捏造。既然前人孔融曾經為了論述需要，做過類似的推斷，我自己也可以這樣依葫畫瓢地運用。是什么讓一個還沒出道的毛頭小子就如此自信呢，我想只有才華。

歐陽修盼星星盼月亮般聽到的卻是蘇東坡答非所問的意料之外的答案，非但沒有半點責難，反而大加贊賞：“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后來，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書信中坦言：“讀軾書，不覺汗出?？煸?！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他出一頭地也?？上?！可喜！”書信內容一經流出，蘇軾更是聲名鵲起，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來在文壇盟主的地位。作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愛惜羽毛之際，歐陽修卻毫無嫉賢妒能之心，以寬廣的胸懷，給后來人留出一片天地。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歐陽修作為禮部貢舉事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說網羅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學界的諸多杰出人物，如蘇軾、蘇轍、曾鞏，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還有程頤、張載等理學名士，呂惠卿、曾布、王韶、呂大鈞等更是北宋后期新黨舊黨之爭的重量級人物。歐陽修一生中，還舉薦過王安石、包拯、胡璦、呂公著等。

歐陽修還逢人便說：“蘇軾的文章將獨步天下！”一次與兒子談話時，頗動真情地說：“三十年后，沒有人會記得我，就因為有蘇軾這個人啊。”歐陽修表達的情感，完全是發現人才的激動和開心，并未有半點妒忌，且有“文壇終于有人接我班”的欣慰。

由此可見，蘇軾在文壇上能迅速崛起，和歐陽修的強力推薦營銷密不可分。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尊師重道”的國家，師生關系對每一個讀書人來說都是一種十分重要的人際關系。在宋代，因為文人地位的空前抬高，歐陽修和蘇東坡因科舉考試而建立起來的師生關系，成為中國文人最理想的一對師生關系，他們亦師亦友，相知相交，默契有加。

在此后的歲月中，蘇東坡受教歐陽修十六年，政治上共進退，學識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這十六年間，蘇東坡除了先后回老家為父母守靈盡孝的五年多時間外，先后任鳳翔簽判、直史館、杭州通判等職，而著名的“烏臺詩案”挫折來襲時，恩師歐陽修已魂歸黃泉。如果歐陽修尚存活于世，面對蘇東坡遭遇的文字牢獄，又會是一番什么樣的感人營救呢。而歐陽修也先后經歷了開封府、樞密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刑部尚書、知青州蔡州等崗位的起落。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因為反對王安石（也是歐陽修提攜過的人物）的變法，都在走向命運的低谷，但他們的師生關系在考驗中卻歷久彌新，更趨牢固。

蘇東坡踏入仕途后不忘恩師之教誨，恩師去世后，一生都在用不同方式進行深情懷念。從這個角度來看，蘇東坡是個有情有義，至情至純的人。

蘇東坡對歐陽修和梅堯臣兩位恩師終身懷著感戴之情。他贊揚歐陽修“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即使受到世俗“嘩而攻之”，也只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嘉祐四年（1059年）蘇東坡和弟弟奔父喪后從水路赴京，途經夷陵，還特地拜訪峽州太守朱慶基為歐陽修所筑的至喜堂，回顧歐公當年的風范。后來他又從少數民族同胞處買得蠻布弓衣，上面織著梅堯臣的《春雪》詩，贈予歐公。

熙寧4年（1071年）8月，蘇東坡因不贊成王安石新法，且為歐陽恩公降職鳴不平，于是上書談論新法弊端，結果被外放出京任職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與弟弟蘇轍約好去探望已退休一年，常居焦陂的歐陽修。之前，歐陽修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是降職任蔡州知州。

二蘇在歐陽恩師陪同下，游覽了當時潁州四縣十鎮。有碑文記載，他們經焦陂南下，去了谷水兩岸的中心崗、白蓮寺、清涼寺和柳溝岸邊的迎水、云臺寺。短暫相聚的日子，二蘇多次在焦陂湖上與歐陽恩師父子品嘗焦陂九龍泉陳釀。二蘇在恩師父子的陪同下，游歷淮上、泛舟西湖、品焦陂酒。東坡湖上作詩曰：

謂公方壯須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朅來湖上飲美酒，醉后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游也不惡，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蘇軾的這首詩，既表達了對歐公的祝愿，也是對金秋時節潁州大地的美好寫照。在潁州滯留二十余日后，因弟蘇轍時任河南推官，自己也要去杭州赴任，兄弟相別黯然神傷，依依與恩師話別。在南下清河的船上，蘇軾灑淚吟詩曰：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潁。

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

......

沒料，這一別，卻是永訣。1072年，歐陽修病逝，享年66歲。30年后，蘇東坡病逝時，也是66歲。

慶歷八年(1048年)，歐陽修由滁州轉任揚州太守，修建了平山堂，名噪天下，至今仍為游覽的重要景點。元祐七年(1092年)，蘇軾調任揚州太守，在平山堂后面建谷林亭紀念歐陽修。其時，歐陽修已謝世二十年。兩人的師生情誼，以及兩人先后任揚州太守，在歷史上被傳為美談。

歐陽修逝世后，蘇軾因公務纏身雖未親身致悼，而撰有《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開頭即云“嗚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岳，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深情邈綿的祭文，難盡恩師的高潔人格，難言東坡內心的悲慟。和張方平一家的淵源一樣，三蘇一家自與歐公交誼起，兩家的二代三代都有密切的交往，東坡的二兒子蘇迨還娶了歐陽修的孫女為妻。對自己撰寫碑志、祭文十分苛刻的蘇東坡，破例為歐陽修家三代都做過祭文，這點尤其了不起。

而同樣是歐陽修提攜過、甚至主動想將文壇盟主地位傳給他的王安石，為推進他的變法，據《宋史·王安石傳》記載，對歐公的態度卻是這樣，“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拋開政治因素，后世貶王揚蘇，多少與蘇東坡和王安石不同的處世方式有關。

公元1079年，蘇軾知湖州，三過平山堂，此時歐陽修已經去世八年了，睹物思人，蘇軾一時感懷，便寫下這首詞紀念恩師。而這首詞也成為歷史上尊師重道的典范。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

按說，因科舉而形成的師生關系，很多時候十分脆弱，經不起考驗。甚至，一些師生還會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例如張居正和他的門生劉臺，為證明自己的清白，最終鬧得張居正向萬歷皇帝提出辭去首輔職務的地步。因此，像歐陽修和蘇軾這樣心心相惜互愛互重的師生關系，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四）傳承伯樂精神，

蘇門弟子“百花齊放”

中國的文人搞成集團，并不是從宋朝開始的。比如魏晉時圍繞著曹操父子的“建安七子”，唐朝時圍繞著李世民的“十八學士集團”?？v觀北宋，先后有三大文人集團，分別是錢幕、歐門和蘇門。有意思的是，這三大文人集團像現在的科技孵化器一樣，一代代孵化，薪火相傳了北宋文脈：錢幕的重要代表人員是歐陽修，有了后來的歐門；歐門的杰出代表是蘇東坡，自然有了后來我們熟知的蘇門。

我們知道，北宋并建東南西北四京，一個首都，三個陪都。首都是東京開封府，陪都是西京河南府（今洛陽）、北京大名府（今大名縣）、南京應天府（今商丘）。錢惟演是當時西京河南府的地方長官，他集中了一大批幕僚，比如謝絳、尹洙、梅堯臣等人，當時歐陽修進士及第后，到西京任的是推官，相當于今天一個管司法的小科長吧。而尹洙、梅堯臣分別是西京府下的縣令，謝絳（其妹為梅堯臣之妻）是西京河南府通判，整個文學活動，應該是錢惟演搭臺組織，謝絳帶領一幫小兄弟詩酒唱和，作品出來后，再由錢惟演來指點。歐陽修較謝絳、尹洙、梅堯臣等都更晚加入錢幕，天資聰慧加上超常的努力，使他后來居上，慢慢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后來隨著歐陽修官至副相，并成為嘉祐年間全國進士考試的主考官后，漸漸就成為歐門的盟主。

嘉祐二年全國取了進士388人，這些人中有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程顥、朱光庭、呂惠卿等，并不是388個進士全都能進歐門，能夠進歐門還是有其他條件的，要能跟歐陽修直接發生聯系。前面多篇文章中，我們都提到了二蘇在考試之前與歐陽修的關系，這里不再贅述，其與歐陽修的直接聯系自然不在話下。歐門的人員分兩大類，一類是京師的，一類是外地的。對于幼年喪父、貧困出身的歐陽修而言，他對外地的考生甚至比京師的還要重視，這就難怪蘇東坡兄弟為何能得到歐公的賞識。有意思的是，歐陽修考慮的文壇盟主接班人中，首選是親弟子曾鞏，次選是王安石。蘇東坡的異軍突起，讓歐陽修備感高興。曾鞏盡管后來也成了唐宋八大家，但文學成就自然與蘇東坡不能同日而語——論科舉同年友誼關系，他們是惺惺相惜的摯友。曾經，歐陽修放下架子，主動給名聲遠低于他的王安石寫了一首詩，表明要將文壇的衣缽傳給他，奈何王安石的人生志向不在于句逗之章，而是建功立業。且看兩人的詩書是如何巧妙唱和的：歐陽修在《贈王介甫》中寫道：“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曷留連？”歐公的心思很明了，意思是說王安石的文章寫得像李白、韓愈一樣的好，作為文壇的繼承人是剛剛的，只要你愿意，我就會交班給你。但王安石綿里藏針，婉拒了歐陽修的熱望，在《奉酬永叔見贈》中寫道：“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后，倒屣嘗傾廣座中。只恐虛名從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志向決定命運，后來王安石能發動十一世紀轟轟烈烈的改革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三個文人集團的形成卻各有各的時代背景，相比而言，錢幕與歐門的形成大致相同，一心想做宰相不斷投機而不得的錢惟演在做官上的志趣與歐陽修和蘇東坡不能相提并論，但平心而論，在為文上的真誠還是可鑒的。錢幕與歐門都是因為錢惟演、歐陽修分別在地方和在朝廷做官時，身邊不斷聚集了一幫愛好文學的人而形成，這就難免魚龍混雜，乃至有的人走著走著就散了，最典型的莫過于呂惠卿，政治的取向才是他追求的終極目標，不但對歐門沒有知遇之恩，即使對將他推向政壇高位的王安石，也是不擇手段。但蘇門的形成過程經歷了他做地方官到朝廷命官的漫長過程，比如黃庭堅，與之神交很久，書信切磋很久，卻是“蘇門四學士”中最后在京城見面的，人們投奔蘇門是自愿自覺的主動行為，皆是因為其人品和卓越的文學才華，這就決定了蘇門的穩定性和非功利性。這些人不管東坡在朝在野，得志還是郁結，都不離不棄，舍命追隨。

蘇東坡是熠熠閃耀的文壇天才，也是最豪爽坦蕩的赤誠之人。他詼諧幽默，極富人格魅力。都說文人相輕，但同時期的大多數才子卻自覺地聚集到蘇軾周圍，甚至一些文學大咖成功的從粉絲搖身成為蘇東坡的門徒，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學才華和藝術成就，因為對蘇東坡的推崇匯聚在蘇軾門下，和他賦詩作文，同呼吸共命運。

元祐元年（1086年），蘇東坡主試館職，除秦觀以外的三人，均參加了此次考試。因著這層關系，此四人都算是蘇東坡的弟子，并稱“蘇門四學士”。“蘇門四學士”之外，再加李廌、陳師道，并稱“蘇門六君子”。當然，歷史上還有個不太為人知的“蘇門后四學士”，他們是李格非、廖正一、李禧和董榮，別的按下不表，只簡要談一個人吧：李格非。李格非是何人？李清照的父親也。因此，現在有的出版物玩“當李清照遇見蘇東坡”這樣的噱頭，就實在有點無聊。

我們前面已經說到，歐門的形成也是因歐陽修主持科舉考試開始的。

讓我們看看他們是如何加入蘇門的吧。

蘇東坡的門人中，最早從學于他的是晁補之。晁氏早在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已行拜師之禮，由此確立了兩人的師生關系，彼此淵源最是深厚；黃庭堅也早與蘇東坡在謀面之前神交已久，書信往來保持多年，只是始終未得見面，后經蘇東坡薦舉，被朝廷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秦觀才華很受蘇東坡欣賞，是在徐州太守任上認識的，見蘇東坡時說：“生不愿封萬戶侯，但愿一識蘇徐州。”他把蘇東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向蘇東坡說：“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以南能幾人？”；張耒是蘇東坡過陳州時在弟弟蘇轍家認識的，蘇軾盛贊其文，因而從游。

歷史是一面鏡子，一個人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以后的行事方式。幼年時啟蒙老師張易簡和劉巨，成年時張方平和歐陽修的潤物無聲的言傳身教，成為現在蘇東坡面對弟子的重影。

蘇東坡與門人的交往，與其說是師生之交，不如說是朋友之誼。他從不高高在上，亦從不好為人師，而是與六君子一起談笑風生，傾情于和他們的交流，全身心享受其中。與這些弟子兼朋友的交往中，蘇東坡總是和藹可親，幽默詼諧，氣氛時時因他而熱烈。弟子們由衷地熱愛這位老師，在他面前，他們并不拘束，敢于發表與他不同的意見。

雖然蘇東坡是個全面的天才型人物，但他的諸弟子卻各有風格，各有所長，東坡從不要求弟子與其一致，亦從不規定他們應寫什么不應寫什么，反而鼓勵他們發揮個人特色，自成一派。正是東坡開闊的眼界和心胸，才造就了當時文學的大境界。反觀王安石，卻要求普天下之下應試科舉考試的考生，都要研學他編的統一教材《三經新義》，讓它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這是相較于他的政治冒險改革，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

黃庭堅以詩聞名，與蘇東坡并稱“蘇黃”，蘇詩氣象萬千，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黃詩則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秦觀的詩詞擅長抒情婉約一路，不免時時有小情緒小憂傷冒出來，但東坡仍贊之為“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出其右者”；張耒的詩以平淡清新見長，尤擅長辭賦，東坡贊其“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聲”；晁補之以文自雄，文風流暢俊邁，早在少年時便已得到蘇東坡的贊賞；李廌文風豪邁剛健，頗有點東坡真傳的味道；陳師道刻苦努力，散文可圈可點?？梢?，一千年前的蘇東坡，早就把賞識教育、因材施教用得恰到好處，與弟子相處，他不是處處責難弟子，而是盡可能多地發現弟子的閃光之處，讓他們樹立起強烈的自信心。

“蘇門六君子”與東坡的親密程度因際遇等原因各不相同，這里，我們主要選年齡最長、官職最高、藝術成就最大的黃庭堅和與之關系最親密、官職最低、遭遇打擊最大的秦觀及年齡最小、最另類的李廌三名弟子做重點追溯。

黃庭堅與蘇東坡僅有九歲之差，為蘇門年紀最長者，他與蘇東坡的關系淵源最深：黃庭堅的舅舅李公擇、岳父孫莘老都是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兩人都向蘇東坡推薦黃庭堅。于是，蘇黃先是通信，做了多年筆友，詩文交流多年互為欣賞，后在京師相見，黃庭堅才正式行了弟子禮。蘇黃之間亦師亦友，兩人對談，常常輕松有趣，既互相敬重，也彼此批評。蘇東坡曾說：“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貝類海鮮），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而黃庭堅也坦言，在他看來，蘇東坡“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在書法方面，“蘇黃之爭”也在繼續。有次蘇東坡對黃庭堅說：“你的書法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黃庭堅聽了也不生氣，還了老師一句，“公之字雖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元祐以來，黃庭堅在詩壇的地位逐漸上升，但在執弟子之禮上這件事上從未改變。有一次，蘇東坡學黃庭堅的風格作詩，并自注“效山谷體”（黃庭堅號山谷），黃見了十分惶恐，連忙賦詩表明愧不敢當：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直到晚年，黃庭堅還將蘇東坡的畫像懸掛在廳堂中央，每天清晨都整冠上香，態度十分恭敬。有人不解地問他道：“你與蘇翰林當年并稱‘蘇黃’，聲名不相上下，何必如此恭敬？”黃庭堅馬上反駁說：“庭堅永遠是東坡先生的弟子，這是做弟子的本分。”

東坡最為得意的弟子是秦觀，對于秦氏，他期許最多，要求當然也最高，一度甚而至于苛刻。東坡認為秦觀詞太婉約，有點像柳七（永）詞，秦觀卻自我辯解：“我雖然學無所成，卻也不至于到那種地步”。蘇東坡最后見王安石時，除了真心想見老宰相外，還希望通過王安石以他曾經的宰相身份，向朝廷舉薦秦觀，信中如是寫道，“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于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于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情感上的心心相印，使秦觀一輩子對蘇東坡都忠心耿耿，在被貶黃州時，很多親朋好友都不敢與之通信，秦觀卻毫不顧及這些。因此，秦觀在“蘇門四學士”中入仕最晚、官職最低，卻是政敵攻擊的主要目標，洛黨甚至把秦觀作為攻擊蘇門的突破口，紹圣、元符時期，秦觀是蘇門弟子中受處分最重的。秦觀在滕州去世時，距他們上次在?？狄娒嬷灰粋€月，正遇赦免北歸的東坡調轉船頭，愿本想見秦最后一面以悼念，卻早被秦的女婿先行一步運走了尸體?？梢哉f，蘇東坡北歸除了其他各種因素誘發其病逝外，得意門生秦觀被貶藤州的先行離世，也造成了他的過度悲傷，加劇了他離世。這情景，總是讓人想起孔子晚年時，學生顏回過世，孔子悲傷地仰天長嘆的場面，“噫！天喪予！天喪予！”

“蘇門六君子”中，最讓蘇東坡操心的是李廌。按今天的說法，李廌是非典型三好學生，一方面天資聰慧，另一方面又周身毛病。蘇門其他的弟子如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或遲或早都考中進士并進入仕途，陳師道雖然“絕意進取”未考進士，但也被推薦為徐州教授，只有李廌終身為布衣，“六君子”中唯一沒有進入體制之內。李廌初到京師時，急功近利，頻頻向權貴們獻詩投文，不想沒換來成功，卻惹人許多白眼，東坡則勸導他：“你天分甚高，定有出頭之日，現在最要緊的是循序漸進，絕不可輕浮躁進，失掉做人的風格。”六君子當中，最窮的也是李廌，他也是蘇東坡最常接濟的對象。元祐四年（1089年），蘇東坡出任杭州太守前，將朝廷賞賜的一匹馬送與李廌，考慮到李廌家窮，一定會賣掉此馬。他特意為李廌寫了張公據，以此證明馬的來源，方能脫手。他這張公據，可謂細心，措辭上極盡委婉，怕傷了弟子的自尊心，他特別稱“恐方叔（李廌字號）別獲嘉馬，不免賣去，故為書公據”。元豐八年（1085年），蘇東坡途經南都，有位朋友聽說他即將去常州安家，特意送來十匹絹、一百兩絲作為安家之費。適逢李廌前來謁見，蘇東坡得知他家境清寒，祖母、父親、母親等先后病故，均無力安葬，心中十分難過，便將朋友的饋贈全部轉送給了他。盡管身份卑微，李廌對待東坡卻最見真情，在五年沉悶的黃州歲月，他先后兩次專程去見東坡，給遭受人生磨難中的東坡送去溫情，無疑于雪中送炭?，F在保存下來的資料中，這五年多蘇東坡人生第一次低谷時期，李廌寫來的書信最多，達19封，其次是秦觀，有7封。當然，也正是這個讓他操不完心、最終即使在自己當主考官都沒有考取進士功名的李廌同學，在蘇東坡死后用情卻最深，其所做的挽辭也最能概括蘇東坡一生的功績：道大不容，才高為累?；侍旌笸?，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也正是因為李廌的努力，從他著的《師友談記》中，我們獲得了很多研究蘇東坡生平的寶貴資料。

雖然聚集在蘇軾門下，蘇門六君子卻保持了各自的獨特風格，這也是蘇軾鼓勵的。蘇門群里的討論總是一片開闊豁朗，蘇軾常常拿自己的詞作出來和學生比試，學生甚至隨意改動他的作品。他們互相學習、彼此批評，相處十分融洽。

蘇東坡開創了北宋詞的豪放風格，他自己的詞也是第一流的。但是蘇門中最大的詞人秦觀卻是婉約派風格的。有一次蘇東坡問學生張耒和晁補之，他的詞和秦觀的詞比起來怎么樣呢？這兩人的回答十分巧妙：“先生之詞似詩，秦觀之詩似詞”。意思是說，老師用寫詩的辦法寫詞，不是真正的詞，而秦觀寫的詩軟綿綿的，像“女郎詩”，也不是真正的詩。從這里可以看到，蘇門中老師可以批評學生，學生也可以批評老師?？梢?，蘇門內部的自由議論與自由批評之風，達到了坦誠無諱、暢所欲言的境界。正是蘇門文學的這種自由風氣，促成了北宋文學的第二大高潮。

蘇門的組合，不是以地位、官爵、利祿為基礎，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為前提，以蘇東坡強大的人格魅力為凝聚力，所以真誠而牢固，歷久而彌堅。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運中，他們始終保持聯絡，無一叛離，這是不多見的。

從宋人呂祖謙編纂的《宋文鑒》選本的一組數據，可以看出蘇東坡創新的人才教育觀結出的豐碩成果：賦入選90篇，蘇門占21篇；記90篇，蘇門占25篇；序87篇，蘇門占17篇；論70篇，蘇門占22篇；啟84篇，蘇門占27篇；題跋46篇，蘇門占21篇；祭文46篇，蘇門占16篇?？梢?，在有宋一朝319年的文人散文創作精品中，蘇門總體上占到了三分之一，有的單項甚至接近一半，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我們今天的某所高校能取得如此驕人成績，恐怕早就全世界領先了。

至于貶謫海南儋州，培育出海南有歷史以來的第一個舉人姜唐佐，更是海南教育史上的一件美談。姜唐佐是瓊州人，聞蘇東坡的大名和才華不遠數百里前來求學。從元符二年（1099年）閏九月到元符三年（1100年）3月，在儋州整整呆了半年，接受蘇東坡的耳提面命，面對聰慧好學的后生姜唐佐，東坡忍不住向弟弟子由寫信夸獎，“蘇軾貶儋耳，唐佐日從之游。軾嘗稱之黃門曰：不謂海南有此佳士。”姜唐佐告辭時，東坡送了他兩句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勵他說，等他科舉考中后，再把詩的另一聯補上。后來姜唐佐沒有辜負先生的希望，成為了海南第一個舉人時，他最為尊敬的先生已經仙逝。崇寧二年（1103年）正月，姜唐佐找到師叔子由時，子由含淚繼寫完了哥哥對弟子承諾的詩篇：“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兄弟二人共同完成一首鼓勵后學的詩，恐怕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二例。東坡兄弟倆高潔的人格力量和學識力量，永遠留在了海南教育史冊上。

蘇東坡之所以不遺余力發掘人才，推薦人才，一是受到當年恩師歐陽修等人的影響；二也是想為大宋朝的建設蓄積后備力量，為大宋朝的文壇發掘出一個宗主，使國家的文運得以延續。

一位或幾位老師，對一個或一批學生適時的激勵或鞭策，對學生的成才，會起著重要的關鍵作用。這無論是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中應有的，還是另加進去的，都是不可或缺的。蘇東坡在師生關系上的傳承和創新，自由與認可，實在值得我們今天的“師”與“生”都借鑒。

不辭長作...

　　東坡秧馬圖。　　紀念東坡。　　西湖蘇堤。　　眉山網記者吳曉斌文/圖　　四川眉山距廣東惠州1700公里，如今不到3小時可直飛平...

蘇東坡：尊師的楷模，重教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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